陈香白（广东潮州韩山师范学院）
1 吴越文化
1.1 杭、沪、宁“金三角”平原：吴越文化的发祥地
所谓“吴越文化”，系指长江下游地区的太湖流域、钱塘江畔这一广大地区的文化事象及其集合形态。
据考古发掘，业已确定了吴越地区三个新石器文化（约1万年至4千年前）系列：宁（宁波）绍（绍兴）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太湖地区和杭州湾以北地区的罗家角早期遗存、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宁（南京）镇（镇江）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而稻作文化更是吴越文化中最富特色的文化。
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发现了河姆渡遗址的四个文化层，内容丰富，特征明显。据C14测定，第四层文化年代距今已约7千年。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是吴越地区考古工作的一项重大突破，因为该遗址的年代略早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早期（半坡），而河姆渡文化所达到的总体水平并不亚于仰韶文化。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河姆渡文化”与“仰韶文化”面貌完全不同！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证实了吴越地区也是我国早期文化的另一个中心，并再次雄辩地说明了中国古代文化并非只有一个中心而是多元性的！如在河姆渡文化“第四期遗存中发现的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稻草等混在一起堆积，最厚的达一米”。由此可见，江南的水稻种植早于中原地区的稻种植，从而证明于公于前5千年，长江下游地区便已进入人工栽培稻的阶段。
早在1930年，部分历史学家于南京栖霞山，苏州越城，常州奄城，杭州古荡、良渚，湖州钱山漾，上海金山等地就已采集和挖掘到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几何形印纹陶器等文物。为此，当时著名历史学家卫聚贤发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由东南传播于黄河流域》、《殷民族由江浙迁于河南》、《浙江石器年代的讨论》，慎微之发表了《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陈志良发表了《南京访古记》、《袁山松遗迹考》，吕思勉发表了《南强篇》、《越之姓》，罗香林发表了《古代越族的文化》等系列论文；直接向传统的看法提出挑战（均见江苏研究社出版的《吴越文化论丛》，民国二十六年七月版）。1936年8月，在蔡元培、吴稚晖、胡朴安、卫聚贤、陈志良等著名学者倡导下，于上海成立了“吴越史地研究会”。蔡元培任会长，卫聚贤任总干事。研究会的成立，除正式确立“吴越文化”这个新概念外，还发表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发达于西北的探讨》重要文章，提出了吴越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命题。《吴越文化论丛》书后附录《吴越史地研究会成立的经过》，就着重指出：“江浙古无文化的传统思想，在人脑海中盘旋的久了。……迨至杭州古荡发现大批石器，又与西湖博物馆作试掘的工作，既得到石器复有陶器，是这种几何形花纹陶器，实也甚古。”
1.2 杭州与南京：帝王都会
唐《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载：“杭州：《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为吴、越二国之境。其地本名钱塘，《史记》云‘秦始皇东游，至钱塘，临浙江’是也。汉属会稽。”宋《方舆胜览·卷一》称临安（杭州）“为一都会”。
杭州成为都城，始于五代。吴、越国通过三代五帝72年之苦心经营，使杭州成为“东南第一州”。宋室南渡后，于绍兴八年（1138）定都杭州，历九朝125年，使杭州的繁华达到顶峰。《巢林笔谈·卷五》指苏州“奢靡为天下最”。《古谣谚·卷六四》引民谣称杭州为“花簇簇”！民族文化的特色，与历史的传承关系至钜。是以民国年间，在杭州举办了闻名遐迩的“西湖国际博览会”。
南京历史上曾是七大古都之一。公元前473年，越国在此筑城。此后曾有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民国在此设都，历时近五百年。其势“襟带长江而为天下都会”，俗称“六朝故都”。
1.3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现代的杭、沪、宁“金三角”平原
灿烂的古代文明及其延伸，造就了杭州、上海、南京独特的吴越文化民族特色，并因具备深厚的文化积淀，终于成为今天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南京、苏州、扬州、绍兴名列榜中。
1986年12月，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上海、镇江、徐州、常熟、淮安、宁波也名列榜中。
2 吴越茶文化
2.1 明代吴越：中国茶文化之中心区
陆羽《茶经·八之出》载：茶叶产地，“浙西以湖州上。”李肇《唐国史补》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湖州有顾渚紫笋。”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载：“草茶产于两浙，两浙之品，日铸（绍兴东之日铸岭）为第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两宋地志中为最古之本”的宋代周氵宗 《乾道临安志·卷二》“物产”条中也载有“茶”。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四·杭州茶》载：“宝云山产者名宝云茶，下天竺香林洞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云峰者名白云茶”；“西湖南北诸山及诸旁邑皆产茶，而龙井、径山，尤驰誉也。”
早在北宋时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已明显南移。仅以南方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而论，足令世人瞩目。如茶叶一项，每年投放市场总值达一百万贯（华山《从茶叶经济看宋代社会》，文载《宋史论集》）。自南宋建都临安，经济重心南移已全面实现，江浙地区经济繁荣发达；茶叶名种已逐渐取代了福建贡茶的地位。由于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其结果势必导致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中心南移。所以此时的江浙地区业已具备了繁荣中国茶文化的深厚根基。发展到明代，江浙地区终于成为文化力度最强、能对周围地区起文化“辐射”作用的特殊区域——中国茶文化中心区。
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活跃，社会经济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动。大批富商凭借其雄厚财货，追逐奢侈豪华生活享受，这不仅刺激了社会风尚的变化，而且导致城市风貌随之改观。这个时期的江南城镇，茶楼、茶社日见增多。社会经济的变化，催生了王阳明的“心”学。
简而言之，“心”学即是“致良知”之学，它以人心为宇宙的本体，力倡“良知良能”，“格物致知，自求于心”，进而提出“求理于吾心”的知行合一说。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向明初程朱以“一”为本体的独尊学说挑战。在当时，“心”学虽被视为一种对正宗统治思想的叛逆。但的确切实地起到“震霆启寐，烈耀破迷”（《明儒学案·师说》语）的作用，并引发巨大反响。王阳明的弟子王艮率先扬起人的自然之性的旗帜。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使被程朱理学看成十恶不赦的“人欲”升华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之“道”，给了禁欲主义当头一棒！接踵而至的是李贽、徐渭、汤显祖等大师的热烈响应，终至于汇合成强大的人文思想潮流，成为明末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是“贵义贱利”，正如董仲舒所说：“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王学泛滥之后，人们——尤其是士子，已普遍认为：“义即在利之中，道理即在货财之中”，唯有这样去认识义利，“乃不流于虚，而天下、家乡受其益也”（陈弟《义利辩》）。在这股新思想的诱导下，士子们开始把目光投向经济，并自觉地从文化活动中开掘人伦世俗的生活情趣。因此，明代中后期，不仅有茶的专著陆续问世，而且数量多、质量好。
概观明代主要茶著，如《茶疏》、《遵生八笺·茶泉论》、《考槃余事》、《茶谱》、《洞山岕茶系》等（请注意：陆羽的《茶经》也是在湖州完成的），其作者几乎都集中在江浙一带，这显然与上述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前列诸书，编撰者许次纾、高濂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屠隆是鄞县（今浙江宁波）人；顾元庆是长洲（今江苏苏州市吴县）人；周高起是江阴（今江苏省江阴市）人。尤其是屠隆，生平发表过大量“异端”议论，实不乏晋人放诞自负之风格，成为开创一代新风的急先锋。且颇为袁宏道所激赏，曾评曰：“屠长卿一人，轩轩霞举，略无些子酸俗气”。
茶书的相继问世，不但给茶事的发展推波助澜，而且是中国茶文化中心区已达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2.2 当代吴越：基础深厚，与时偕行，踵事增华，杭为茶都
文化一旦以传统的形式积淀下来，便包含有超时空的普遍合理因素。对传统的继承，实质是基于现实的兴趣。
杭为茶都，时势使然。兹罗列下开诸项，以概括其人文依托，并就其可持续发展战略措施试作发明：
其一，具备吴越古代文明的深厚积淀。
其二，兼有现代杭、沪、宁“金三角”平原之独特优势。
其三，杭州作为当代中国茶文化中心区域之地位不可动摇。
⑴ 驰誉世界之名茶产区：如西湖乡，于1996年被国家农业部命名为“中国西湖龙井茶之乡”。
⑵ 国家级茶业文化与科学研究机构齐集：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院等，属茶业科学研究机构；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等，属茶业文化研究机构；中国茶叶博物馆等，属综合性茶业研究机构。
英国著名科学家和作家C.P.斯诺《两种文化》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及他们所代表的专业日益分化，以至于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这种两极分化给人类带来损失，作者为此提出警告，并呼吁两者合作。
斯诺指出：这种分化，实际上大多数“是以危险的曲解为依据的！”其后果是“在思维和创造的中心，我们由于一些人的缺席而错过了许多大好时机”。“把这两个方面割裂开来，任何社会都不能明智地考虑问题。”斯诺还警告说：“无知是最大的犯罪。”“我们不教育自己就要在有生之年目睹一种急遽的衰亡！”他为此大声呼吁：“应当把科学同化为我们整个心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弥合文化之中的鸿沟不仅从最现实的方面看是必要的，从抽象的精神方面看也是一样”。因为“两类课题、两门学科、两种文化——就现有状况说也是两个星系——的冲突点，理当提供创造的机会。”
当前，茶界中“茶文化研究者”与“茶科学研究者”之间的分化也日见显现。借用斯诺的话说：“这种两极化对我们大家只能造成损失。对我们人民、我们社会也是一样。同时这也是实践的、智力的和创造性的损失。”
杭州的文化与科学两类茶业研究机构之集结，恰恰能为两类课题、两门学科的冲突点提供创造的机会和先例。
2.3 茶文化与茶科学两类人才相对集中
⑴ 茶文化与茶科学两类人才相对集中，有利于创办“中国茶文化大学”
目前，茶业教育存在两种方式：一为大中专开设之专业系或班；二为茶业组织开设之短期培训班。其专业课程，或偏重茶艺，或偏重科技。筹建“中国茶文化大学”，实属国内外首家以“中国茶文化”为主课题之高等专业院校。创设意义至钜。
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指出：“茶文化乃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必弘扬茶文化。”季羡林教授高瞻远瞩，概括了中国茶文化之深刻内涵，此中也充分显示出筹建“中国茶文化大学”的深远意义。当前，国际人士（尤其是学界）十分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国内也有多位学者专家呼吁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兼之茶文化人才奇缺。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创校，可以说是顺应了时势的要求，诚如《周易》所言：“与时偕行”。
有鉴于此，创办茶文化大学，应以造就“融通茶文化与茶科学知识、兼固传统文化与茶文化根基、具备高尚道德品质与职业技能”之茶业专才为其宗旨。
⑵ 茶文化与茶科学两类人才相对集中，有利于编撰出高水平的《全国茶业统编教材》
我们应该取得如下的共识：编撰全国茶业统编教材是一项十分严肃的战略任务，若不能动员全国各方面的专才认真投入，光靠少数所谓“权威”，是绝对编不出高质量的全国统编教材来的！因为教材设置是对培养“茶业人才”进行宏观控制的重要手段，于调节教学活动、保证教学质量意义重大。
为此，特郑重建议：杭州带头，试编写出“全国茶业统编教材”，为全国树立起弘扬中国茶道“和”之精神、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共处的“文化立人立业”光辉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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